19世纪中后半叶的结局日本人第一次见到这黑色的庞然大物
19世纪中后半叶的结局日本人第一次见到这黑色的庞然大物
19世纪中后半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加紧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侵略。在亚洲，列强们将主要目光放在了当时号称亚洲第一强国的大清国和与清朝一衣带水的日本身上。为了抵抗侵略，救亡图存，两国先后开始了抗争与变革，但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
在19世纪中期的亚洲，日本处于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时代。掌握大权的德川幕府对外实行“锁国政策”，严禁国民与国外有任何来往。此外德川幕府亦严禁基督教传播。但是，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家庭手工业或手工作坊，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了。它的出现，冲击了封建自然经济，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基础。在商品经济形态的快速扩展下，商人们感觉到旧有制度严重制约着他们的发展，于是开始呼吁改革政治体制。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藩地诸侯、武士和要求进行制度改革的商人们组成政治性联盟，与反对幕府的基层农民共同形成"倒幕派"的实力基础，而“黑船事件”则进一步催化了人们对幕府的不满。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领舰队进入江户岸的浦贺，把美国总统写给日本天皇的信交给了德川幕府，要求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贸易。由于当时美国船只为黑色，所以此事件又被称为“黑船事件”。日本人第一次见到这黑色的庞然大物，被极大的震撼了。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日美亲善条约》。随后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德川幕府再度成为日本社会讨伐的目标。
下级武士中的革新势力和出身豪农豪商的志士，联合与幕府有矛盾的西南强藩和皇室公卿等，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但是在此期间，尊攘派对幕府尚存幻想，没有明确提出推翻幕府统治要求，并受到幕府军队与西方列强的严厉镇压，最终失败。在这次运动失败后，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想改变日本现状，实现富国强兵，必须推翻幕府统治。于是，尊王攘夷运动演变为倒幕运动。由于日本封建统治相较于中国更为薄弱，所以倒幕派的势力能够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日本是以藩作为行政区划19世纪中后半叶的结局日本人第一次见到这黑色的庞然大物，每个藩的
领主都拥有独立的而且是世袭的军政实权，因而潜伏着很大的离心力。这就为革新势力进行反对幕府的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使得倒幕派的力量在经历了多次战役后，倒幕派逐渐取得了优势。此外，倒幕派把新天皇抓在手中，大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意味，也使倒幕派具有舆论优势。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的高涨，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的统治，也间接支持了倒幕斗争。幕府已处于内外交困、分崩离析、腐朽不堪的严重危机之中，在最后的决战中，不堪一击。1877年，西南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是倒幕运动的尾声。随着西南战争中萨摩军的失败，由天皇操纵、主导政权的封建军国主义国家建立，标志着日本资本主义革命的结束。战后，倒幕派拥立明治天皇改革。明治天皇在政治上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赋予天皇极大权力；在文化上倡导学习西方社会文化和习惯，并且大力发展教育和科技。此外还在军事，交通等方面都进行了有利于资产阶级发展的改革。这些举措满足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需求，得到了绝大部分资产阶级的拥立，符合日本国情，由此实施下来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阻力。
除此以外，日本的明治维新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还与国际环境密切相关。日本明治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当时世界总体上还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侵略势头还没有以后那么猛烈，并且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们正忙着侵略中国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因而客观上给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使很多东西得以操作。西方列强集中力量侵略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日本所承受的外部压力，使它的国内改革能够在较少的外部干涉的情况下顺利实现。众多因素共同促成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
但相较于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的戊戌变法则更加坎坷与艰难。19世纪后半叶，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清政府昏庸无能，在相继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以及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偌大的中国被分割成了一块块列强的"势力范围"。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迫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与日本明治维新前的形势相似，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得到了发展。《马关条约》中允许列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列强纷纷加紧资本输出，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进一步破坏。这在客观上促使中国城乡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的口号，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引导和刺激作用。此外一些觉醒的国人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抵制洋商洋厂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们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利用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民族工业。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为资产阶级开展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经济基础。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他们开始谋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符的政治权利。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阶级基础。洋务运动的失败，使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仅仅学习西方的器物是不足以拯救中国的，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才有机会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等人纷纷著书立说，通过各种方式宣扬西方的政治体制和思想理念。1895年，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愤。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带领下，一千多名在京举人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信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对比的中考题，要求变法以救亡图存。但是由于种种因素，这封联名信并没送到光绪皇帝手上。在“公车上书”运动失败后，维新派积极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很快。维新变法运动逐渐在全国兴起。
1897年冬，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19世纪中后半叶的结局日本人第一次见到这黑色的庞然大物，引发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在严重民族危机的激发下，维新变法运动迅速高涨。康有为上书光绪帝，指出形势迫在眉睫，如果再不变法，不但国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老百姓都要做不成了。 后来，光绪帝接见康有为，表示不做"亡国之君"，让康有为全面筹划变法。但变法仅仅推行了103天便以光绪帝被慈禧太后软禁，变法人士被血腥屠杀的失败结局而告终。为什么外部背景与明治维新相似的戊戌变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失败了呢？直接原因是袁世凯的背叛，导致慈禧得知了维新派想要废掉她，由此发动了宫廷政变，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戊戌变法领导阶级资产阶级维新派势力过于弱小，而封建顽固势力十分强大。力量对比的天平明显地倾斜于保守派。朝野中的大部分人都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无不反对变法，从上到下构织成一张严密的抵制变法的网络。耐人寻味的是，本来与保守派有矛盾的洋务派，虽然在“西用”上与维新派有着共同的语言，但为了维护“中体”，而公然站到了保守派的阵营之中，使得维新派显得更加势单力薄。更为致命的是维新派没有认清光绪皇帝，没有看到光绪始终是旧秩序的维护者，在光绪内心深处，可能仅仅将维新变法看作是维护君权的工具。所以一些危害到君权的举措，例如开国会，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
维新派在主观上举止失当，过于激进，加速了失败的步伐。首先，维新派在舆论宣传上采用了过激的言辞和一意孤行、感情用事的做法。在自己并没有掌握实权、没有形成权威的情况下，就要求裁撤六部为代表的传统官僚机构。更有甚者，康有为在与老谋深算的荣禄谈话时，竟然口无遮拦，提出：“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这种不理智的策略，只能减少维新派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再次，维新派采取了全面出击、齐头并进的方针，推进改革政策的实施。在短短的103天时间里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对比的中考题，通过光绪颁布了300多道变法谕旨，内容涉及各个领域。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使得原本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都比较脆弱的中国社会各阶层，更增添了对改革的反感与厌恶，改革的阻力陡然上升。更主要的是，维新派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只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和极少数的官僚，甚至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些都是造成戊戌变法迅速失败的原因，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中国近代化的路程是漫长而又坎坷的。
中国和日本国情不同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对比的中考题，阶级力量对比不同，领导变革的阶层采取的方式也不同，种种原因使两国的改革的结果也不同，使两国以截然不同的面貌面对世界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