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算理学小观产生的必然性有一位研究关于算命学问的
中国算理学小观产生的必然性有一位研究关于算命学问的
中国算理学小观
产生的必然性
有一位研究关于算命学问的作者去求教于一个算命先生,那算命先生竟张口结舌,一问三不知,反而羞愧谦逊地问他“先生,你说这玩意有无道理”他那困惑诚挚的口吻至今令那作者难以忘怀。
从理论上说,凡科学和人的知识所尚未控制的领域,往往是宗教和迷信数盛行的地方。
一切有关人命运的内容,一方面取决于个人的努力程度一方面受受社会人事等大气候影响和个人所处环境所能提供的条件的制约,同时还有无法预料的突发事件的影响。社会节奏越快,这真可变因素就越多,越活跃,越难把握。
个人前途并不是因果论统天下的,个人的命运更是难做精确定性和预测。
如何预测自己的命运是人类普遍关注的问题。
有迷就有射迷人,有疑就有解疑人。找不到科学答案就只能找“命数”不少人就动用自己掌握的所有知识从不同角度想当然地开始寻求,”破译“起这“密码”。他们建立了不同的命理学体系。
因此看相,命学等迷信习俗不仅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还是不同民族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特有的生活知识形态水平,哲学思想,宗教信仰和思维能力等诸种文化复合而成的精神结晶和一种沿袭已久的极为普遍的世界性文化现象。
一, 各国命理学
几乎有着一定文化历史的各国,各民族都有一套自己的命理学。据考世界闻名的吉普赛人手相术可能在5000年前就兴起与印度并随后到世界其他地区传播。在欧美命理学也很发达,看相算命的种类不尽相同,名目繁多,如占卜星,笔体术,纸牌,茶叶,水晶球,骰子,火,水等。
至于东邻日本,朝鲜以及东亚等国,看向算命更是风行不绝,算命者甚至能左右朝政。他们不仅照单全收中国种种主要算命方法,而且“青出于蓝胜于蓝”在中国命理学基础上花样翻新,发明了种种相术。
海外命理学尤其是欧洲命理学根植于他们的文化土壤,与宗教有千丝万缕联系,如英格兰一首命诀:周一生:外表堂堂;
周二生:福禄永昌;
周三生:命苦无常;
周四生:必走他乡;
周五生:财多名扬;
周六生:家无宿粮;
周日生:伶俐有光。
而我国的时辰算命与宗教完全无涉。
中国古代命学最早是相术。相术起源于公元前七世纪的春秋时期,至今有2700年历史。
从文化渊源来看,它植根于阴阳五行学说,吸收卦象易数之论,融合儒、道、释、家义理,并且又以当时天文、历数、地理、中医、音律、博物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为思想资料,可谓博大精深、义理充蕴、逻辑严密。
(影响)
中国古代相术、命学导源于中国古代哲学最高层次,又演化为最普通的民间信仰;首创于统治阶级内部,有广泛盛行于封建社会各个阶层。
表层看来,它直接或间接地对封建社会的政治、军事、艺术、人伦道德、世俗生活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一定程度上左右了社会历史进程。
中国古代相术、命学的根本释“自然命定论”。就是说人的命运先天注定,而人力所无法改变,一切人为的努力都是枉费人心。因此,旧时中国人那种逆来顺受、安于现状、不敢抗争、缺乏进取、麻木不仁的消极人生态度的形成,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相术、命学的熏染。
中国古代相术、命学所持的价值标准和审美趣味等,都是以封建统治阶级的标准为准的。所以,相术、命学又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转化为世人思想观念的桥梁之一,它对完成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陶冶世人道德情操,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而今天我们在此考察它发生发展的历史和它的种种样式,从特殊角度来探索中国文化所蕴藏的内核原理,以及这一文化样式对民族文化的心态所产生的种种影响,以便更车底的清除这一愚昧文化的污垢。
(四)历史上的批判
我国历史上对相术、命学抑或看相算命习俗的研究实在令人失望,虽然偶有荀子、吕才、熊伯龙等少得可怜的一些学者对此做过批判,但所持的是政治社会学的眼光,充其量是指出其伪,啐上一口,骂声“混账东西”罢了,还谈不上文化分析。而今更是对这传统文化的批判中国算理学小观产生的必然性有一位研究关于算命学问的,对这一文化传统的研究,其批判水平甚至达不到两千年前的荀子。
(五)本文内涵
本文从相术、命学演化的历史轨迹,其方式、特点、体系框架,几个方面对相术和命学进行一个整体把握,由于历史文献较乏,研究成果也较不透,但自己愿做一个淌路之人。
一 历史踪迹
1蒙昧时代:笼罩于夏、商、周三代的天帝命定论。
“不管在复杂的还是简单的情形下,总是环境,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决定艺术品的种类;环境只接受同它一致的品种而淘汰其余品种;环境用重重障碍和不断的攻击阻止别的品种发展。”
不只在氏族时期,人认为人类受命于天,而且后人也认为的典章制度也是由天命所决定的,是天帝设计和安排。上至天子的人事安排,下至百官职位,这个了能的天帝无所不能。并且天帝命令人们必须遵从他的意志,否则必降灾难。
这种天帝命定观实际上为统治阶级政治的思想反映,也就是夏、商、西周政治上实行嫡长子世袭、分封制和等级制度在思想上的表现。
人的衣食住行被认为由“天帝”的意志所决定,终身不变,必须遵循自己等级的要求和规范。
因此,在夏、商、西周初年这一上帝命定论的天命观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中,相术、命学没有扎根生长的土壤,也不存在看相、算命的习俗。
所以荀子曰:“相人,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
2、混沌初开:春秋战国之际,个人命运的思考和相术的诞生
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宗法分封制崩溃,人们的等级地位发生巨大变化,相弑国君、奴隶成相的事件时有发生,不由得引起了人们对命运的思考。
但人的思维和认识,总要受到已有知识的限制,幷以已有知识为阶梯的。那么刚从天命观众探出头来的研究人命运的思想资料又是什么呢?
我们先民对传说中始祖和夏、商、周的圣贤形象几乎每个人都有奇异描述:
“太是疱牺氏---蛇身人首。”
“神龙---人身牛首。”
“帝兽方颐虎视”
“黄帝兑颐,黑帝修颈,苍帝并乳”
“尧八采,舜二瞳,禹耳三漏,文王四乳”
“汤臂再肘,武亡望月,周公背偻---”
这种圣人必具“圣相”的 传说,原先是不同氏族图腾的折射,或后人为凸显其神奇而虚构的故事。但对缺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真的。相反,若圣人与凡人一样模样,反而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先人从一个自己创造出的“圣人即奇形”的虚假前提出发,一倒过来便是“奇形即圣人“的逻辑公式。对这一观念进一步研究和具体实践,变形成了我国命理学家族中最早的样式——相命之术。
但当在进一步提出为何现实生活中的凡人与圣人的“奇形“相同而命运不同的疑问时,相士便又捉襟见肘,难以自圆其说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先秦时期,一些哲学家用气的凝聚解释事物的生成,同样人也为“气”的产物。这种人为天地产物,气为万物构成元素的自然观,使古人从相牛、相马中得到启发,产生了另一种幼稚联想:既然牲畜具有不同寿命、脾性、能力,并相等地呈现出不同的骨髓、形体、颜色、毛发,那么作为天地所生之物也应有如是规律。
这种以“形气”说为理论基础的相术,已褪去了“奇形即圣人”的神秘色彩,代表了我国相术正脉。
虽然这在当时看来是种落后的文化现象,但它却是我们古人对人命运的一种实实在在的探索,无疑对当时更为蒙昧的神权政体和天帝命论的巨大冲击。
3.点化成金:两汉之际的相命热以及相术、命学理论初建
汉的建立即非天授亦非祖传,全靠铁马金戈的嘶杀夺得。刘邦是庄稼汉,陈平是游士,樊 桧 是狗屠,周勃是吹鼓手,灌婴是布败,娄敬是车夫,韩信是流氓,彭越是强盗。并且为充实官僚机构,韩高祖又征召天下贤士大夫到京师分派官员,还设太学,人们有了做官的盼头。
但是,凡是统治阶级内部为争夺权力的人事更动,点要为批人造成改变社会地位的个人际遇,造成同一阶层的人中不同命运的极大“落差”。对成功者的艳羡,对落难者的惊愕,思不断,理还乱,到头来只得对命运感慨。有的人不能从社会人事中寻找百因,只好以命的厚薄、气运的顺逆聊以自慰。这一“精神气候”又为相术、命学的发展和看相、算命习俗的日炽创造了温床,从而引发了我国春秋来的第一次相命热。
我国的相术、星命之学有了明确的哲学根基是东汉时王充的元气说哲学理论概括为基础的。
王充继承前人唯物主义观点,主张气的一元论,他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本原,万物差别根源在于禀气不同。这本是进步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但他机械地将自然的必然性用来类推社会人事,这又形成了他神秘的宿命论的自然命定论。
对于星命之说,王充认为,天上众星有尊卑之别,“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贵或----- 有高下,富或资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大小所--。”王充关于星命说的理论则成了五行算命的理论根据。
当然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样式不能归于某一人作用。
4、迷狂岁月:泛滥成灾的唐宋谈命之风和命学家族的繁衍。
略
以时辰和星象推命的命理之家本原于阴阳五行动态的宇宙模式,宋代得到巨大发展,这不仅表现在“八字”推命术到宋代理论建构已最后完成,而且还表现在它们最终打破了相术“一枝独秀”之局。
5、百川灌河:明清之际相术、命学的系统整理。
略
二、相人、命士
最初的算命之人并非专职,而是在官僚机构中凭借自己专长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后来在社会政治日益复杂之际,有一部分人选择算命,一则可以养家糊口,以尽自己家庭责任,更重要的是可以凭借命学“明道救世”,教人以乐天知命,维护统治秩序,以尽自己无法抑制的社会责任。所以,他们身为看相、算命的术士,实质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的是惩恶劝善的封建伦理的传教士角色。
而更多的术士把希望寄托在官僚阶层,只盼望他们飞黄腾达之日拉上一把。
由于相术,命学有一定哲学依据,且推算内容宽泛,伸缩性大,进退有余,避免了其他社会文化样式之短,从客观上维护了现行社会制度,缓和了阶级矛盾。
三, 原理介绍
五行小解
五行,是生辰八字算命术的基础,一个人生辰八字的好坏全看五行是否中和。五行,及古人认为组重世界万物的五种元素。由于它是“往来天地之间而不穷”的天行之气,一直处于运动和化合之中,因而称为“行”。古人认为五行来自于阴阳二气,气化而生水,水中的渣滓积淀起来成为土,水落石出于是成为山川,土中坚硬部分成为石头,石头中孕育着金子,土中柔软的部分长出了树木,钻木又可去火。五行运动演化为万物,万物均可用五行来涵盖之。而五行变化根本在于阴阳的“动静”运动。
五行各有其性,故彼此之间有着因果的相生相克关系,即五行依次相生,顺行而成为“母子”。
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相克: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这种相克关系不是单一的,它如同一个家族,五行的儿子皆能隔二位逆行为自己的父母“复仇”,如土克水,水的儿子木反克土。
行运说的根本是“人不胜天”的宇宙观,强调的是形而上的自然生克之理对个人命运的绝对制约,他是农业社会人们对节气与农作物生长规律构成相关律的感觉经验的类推和抽象,只不过他更加理论化和术数化罢了。
最原始的五行是阐明万物的构成和他们特有的运动规律,五行支配万物的宇宙观起源于战国末期,由于人们认为五行与天道人事同行同感而起。
相术,命学与伦理
伦理本为哲学的特殊范畴,中国古代相术,命学为哲学的旁流,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的相术,命学与道德伦理有着内在的血缘关系和必然会日益交融深化的趋势。
虽然正式将三纲五常纳入以阴阳五行说为根基的宇宙模式是汉代的经学大师董仲舒,但就其根本,凡以阴阳之气为万物生命本源的宇宙模式,一开始就播下了人伦的种子。董仲舒这一理论化的宇宙模式,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男女,夫妇又可附会为阴阳,天地。因此古人由“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生物繁衍的原理,类推出了“天地感而万物生”的自然生成原理。道生阴阳,阴阳化合万物的宇宙本源论的形成又使男女,夫妇道所统治下阴阳化生的产物,而男尊女卑,夫主妇从的人伦关系,又使宇宙本源的阴阳之气具有尊卑,主辅的性质。这从易挂的宇宙模式可看出:
“乾为天,为君,为父。。。。。坤为地,为母”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尊贵位矣.”
自然天地中国算理学小观产生的必然性有一位研究关于算命学问的,生命形态,社会人事同源同理,同步消长的宇宙模式的生命之源为阴阳之气,阴阳之气的尊卑性质,又决定了由他所合化包容的万事万物都有尊卑的等级关系,因此说,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本身笼罩着一层浓厚的伦理色彩。
董仲舒的宇宙模式,主要理论依据是阴阳五行,董仲舒一方面将扎根于阳尊阴卑之论的“三纲”上升到神圣的“天道”,一方面又把“五常”配入“五行”,以此作为封建社会个人的道德要求,来从属于“三纲”社会伦理,从而构成了交融在自己的阴阳五行的宇宙图示中的神圣永恒的封建纲常礼教体系。自汉以来,它一直为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伦常思想。
相术,命学要揭示个人禀性盲派八字看配偶,贵贱,荣辱,尊卑等有涉伦理的命运消息,所以封建纲常体系中那种种道德理论规范,统统也成了它的立论依据。即所谓“可以陈休咎之端,配合人伦之道。”
阴阳有别,阳主阴从盲派八字看配偶,阳尊阴卑为封建伦理的总原则,亦是相术,命学的根本原则。
命学认为,人伦中的三纲都是阴阳变化的必然产物,而这一变化决定了五行变化的性质,五行变化也是“三纲”精神的体现,所以说“阴阳五行之中,有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存焉。为了确立这一点,命学家除了用乾坤交通生化万物来明夫妇之道,还用昼夜的更替,日月的盈虚进退来明君臣之道,用东南,春夏的转移来明父子之道,从而突破了原有的地盘,将“三纲”的阴阳伦理推广到四季方圆,五行变化,成了涵盖一切人伦,决定命理的“天道精神”,深化和拓展了汉儒的这一社会伦理说。、、、、、、、、、、、、
命学对三纲的吸收和鼓吹,还体现在“十干变化取用配合六亲”上。一个人的“八字”和“三纲”相吻合,便为君臣和洽,祖荫厚重,夫贵妻荣,反之便为贱命。此说被后人提倡,也顾不得细考它是否合乎于支五行生化之理,约定俗成,成了命理中的“不易之法”。于是,“三纲”的伦理上升为命理,又演化为天经地义的社会公理。
命学家说根据一个人的生辰八字中推出的五行之气的质量数值,便能推出一个人所具备的行为规范特点和所能达到的“闻见”水平和修养高度。这里非但没有实践的观点,甚至连进步儒生倡导的修身养性的主动精神都荡然无存,纯为一种命定论所界定的更为消极落后的道德伦理观。
在婚姻上,相术,命学不谈爱情,更忌性事,推算合婚,全看男女双方五行之气是否“中和”,女子是否有节,陪嫁是否丰厚。
别看中国相术,命学每每自我标榜为不涉人事,纯以人的自然的“禀气”,“命理”推命,其实他们根本没那么纯净,他的脐带系在阴阳五行的母体,这就决定了它本身就与中国古代的伦理有着斩不断的血缘关系,它又那么积极的引进封建社会的规范,并强词夺理的将他们改造上升为命理,所以,我们给它下一个“彻头彻尾伦理化的推命术”的结论,似不为过。
相术,命学与宗教
除了“功过格”之外的算命术外,中国古代的相术,命学与宗教本无瓜葛。
宗教信仰崇拜超自然的神灵,是一种唯心主义意识形态。而相术,命学实实在在的通过考定一个人的禀气和命理来推知未来命运的术数,属于朴素的唯物主义意识形态之一。相术,命学属于儒家的旁流末支。儒家力主入世,崇尚实际,不信鬼神,视释家道家为异端邪说。信命者也只认先天命定的天数,不以后天的人事论命,两者最初并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有意思的是,命相与宗教两家明处泾渭分明,不相往来,但暗中竟也暗暗的互补相容,日趋和解,使相术,命学成了儒,道,释三家共有的方术。
佛教染指相术,命学可以追溯到东汉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以行乞化缘为生,没有谋生的本领,在众人对佛教尚处信疑参半之际,难于攀得上几个得力的施主,混饱肚子。而相术,命学,不失为一种迎合时尚,得到名利的最好方术。
相术,命学与佛,道原理教义相悖,奉佛奉道,就要接受有神论,相信人命运好坏完全取决于是否能取悦于神;信奉命相之说就要接受唯物论,相信人命运的好坏取决于先天的禀气。两者必居其一,而这类僧道或修神炼丹,呼神唤鬼,却又做着相术,命学之术,实在是场滑稽的闹剧。所以这类僧道满脑功名利禄,倒是入唐以后,另一类高僧道人自觉地用佛道教义篡改命理,通过看相算命来传播宗教社会文化现象,更有咀嚼之处。
这类人很有眼力,他们从相术命学的根基入手,不动声色的将决定个人命运的“道”和“气”改换为“鬼神”,“冥司”,将相术,命学本源于禀气的定数论,偷换为本源于因缘说的“前定”论。
比起佛道这种剽窃伎俩,相术,命学对佛道教精髓的吸收,显得要雅驯堂皇的多了。如相术最初以为:
“有命必有相,有相必有命,同禀于天,。。。。。。受气之始,相命既定,则鬼神不能改移,而圣智不能回也。”
这话说得太绝了,不仅断绝了相命不好之人的生机,也不利于封建统治,于是于是出现了一个变相说:只要有儒家的德行和佛道的行善之心,哪怕生成一幅凶祸之相,也会慢慢变为福禄之相。
而命学的措辞也与之大体相同。
相术,命学与科学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相术,命学对人的生态原理和命运规律的根本认识和自身理论术数构建的基本出发点。
得时,得地,得势的阴阳配合称之为正名,反之为逆命;这种正命,逆命的原理,就是他们所说的“自然”法则,也就是制约万物生态,命运的规律。
至于相术,命学所说的体现“自然法则”的“阴阳之学”究竟为何物?“阴阳之气”运动的规律如何给以科学的解释?古人和现代人都做过各种努力,但仍然莫衷一是。
相术,命学根据自然的一般法则可以阐述人的命运,否定了人类能够运用规律改变个人命运的主观能动性,把生理学和社会学混为一谈,但这一生命观,注意到了宇宙自然规律对人的命运制约和客观世界于个人命运轨迹的复杂联系,力图用他们所发现的自然规律将这种隐蔽的必然联系揭示出来,不失为一种富有科学成分的玄想。
为了构建他们的宇宙学说,自然法则的大厦,相术,命学又将时人所能掌握的天文,地理,历法,时令,物理,生理,医学等学科的知识,作为自己的建筑材料。
在古人看来,宇宙天体都被包容在地球的大气层之内,都是阴阳之气的产物:
“天积气尔,日月星辰亦气之光耀者也。”
即所谓“天精为日,地精为月”“山川精气上为列星”,都有阴阳五行的性质。他们有根据中国古代的社会组织和人伦关系,人事现象去附会日月星辰的特点功能,使整个星象系统犹如一个以帝王为核心的完整细密的天上的政治组织,各个星座也有各自不同的人事意味。从而,在本属于自然科学的天文学中,又柔和着封建社会文化的残渣。
可以看出,相术,命学是一门融合多门科学又同封建政治文化相融合的伪科学。
四,影响和正确态度
略
相术,命学所要精心塑造的就是俯首帖耳任凭统治阶级驱使的国人的奴性,就是要摒弃人们心中的任何不安分守己的非分之想,其目的就是维护当下的社会秩序。
相命之风更多的还是维护社会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是愚弄民众的习俗,它有利于巩固封建秩序,这就是封建社会政府机构几千年来不禁止迷信的原因。
总的来说,相术,命学标举的人的先天因素指的是所禀的阴阳五行之气,阴阳五行之气的物理,化学成分和物化原理为何?尽管相士们说得头头是道,但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这都出于古人对自然宇宙生成的冥思玄想,没有科学的严格验证,他们的微观领域,至今面目不明。那些附会其中的社会人伦内容,为后天人为的东西,它反映的仅仅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政道”,而非自然规律,以此为准而设计出来的命学原理,本身就缺少科学依据,一个虚悬未证,赴会杂糅的大前提,又何以准确推出一个人的命运轨迹?
相术,命学中有许多法则,不同的命书有不同的说法。命学中四柱代表的意义,留神配合等等也是各持一说,互相矛盾。
最根本的是相术,命学只谈“人法与天”,把个人命运归于先天命理,完全否定了人力的作用,看不到人类还有自觉的运用所认识了的自然规律,改造客观世界,“人定胜天”,主宰自己命运的一面。若此,古今中外历史上尚力者往往有较高成就,而听命者往往一无所成的普遍规律就无从解说。
那么,既然为一门伪学,又何以绵延近3000年,至今不绝呢?这又和华夏文明的风貌和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密切相关。
究其哲学本原来说,中国只有上古和中古哲学,没有近古哲学。冯友兰先生认为,从孔子道淮南王为子学时代,即上古哲学。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即中古哲学。自董仲舒对《淮南子》进行纵深发展后,儒家的自然天地,生命形态,社会人事三位一体,同源同理,同步效应的宇宙模式,虽经历代哲学家的发展和改良,增加了不少新内容,但其基本精神犹存,成为统贯整个中古时期的统治思想,“天不变,道亦不变”。相术,命理之学的理论之树常绿,其术自然繁茂昌盛,长青千年。
相术,命学的长寿又与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长期踯躅密切相关。中国古代科学研究领域受小农经济的农业社会限制,极为狭隘,其理论又大多以阴阳五行说为基础,执意用哲学观点代替科学分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混为一说,且又偏重于对事物的整体把握,主观神会,缺乏微观的解析和科学的验证,从而又使这些有限的学科的理论本源界限不明,都蒙有一层玄学色彩。古人认为盲派八字看配偶,一切都是阴阳化生的产物,受五行生克制约。鸡卵说的宇宙构造说和人副天数的人体构造说,始终被认为是科学的。至于一些具体的科学领域,更是一片黑暗。科学是击退愚昧的锐利武器,而中国这玄学化的科学则是对相术,命学的有力支持。
中国古代由于受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宇宙观影响,科学上又缺乏对不同事物性质特征的严格界定,常常用对一般自然,生物的认识来解说与一般自然,生物有着本质差异的人的问题,往往把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视为真理。
中国逻辑推理曾达到很高水平。尤其是命学中阴阳五行校长变化的推理之术,其推演过程之严密,思辨之精微,堪称中国古代思想中的一绝,且处处体现相互辩证的思想。但逻辑推理离不开正确的大前提,而相术命学的大前提来自于哲人的主观玄想和世人的简单不完全归纳。相术,命学的推演系统虽然极为严谨,无懈可击,他的大前提则是虚悬概率的,片面的,但他又与世人视为绝对真理的四季变化,天文历法等相配,所以世人往往只惊叹它形式之真,而忽略了其主要内容之伪。
和宗教一样,相术命学的长期存在,还于人类精神需要有关。人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实现欲望,人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能力,一方面环境提供的条件,这些不确定性使人的命运有了神秘色彩,而总是迫不及待的想得知自己命运轨迹,这就为相术命学提供了广阔市场。而有的人生活事业失意,无法窥透谜底,也会转为命定论的信徒。
因此,从以上角度看来,相命之说并不会因为科学得高度发展,文化教育的日日提高而绝迹,在个人尚未能主宰命运的社会形态中,他还将改头换面,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游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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